4月10日，可口可樂大中華及韓國區董事長魯大衛（David G.Brooks）作客騰訊財經博鰲演播廳，講述可口可樂重返中國35周年背后的變遷及未來計劃。
從2012年開始，可口可樂3年內攜手合作伙伴在中國市場增資40億美元，以完善系統基礎設施，強化消費者體驗。在那之前，從1981年算起，可口可樂已經在華累計投資了約50億美元。這些資金用于建設新的裝瓶廠，分銷網絡，[注冊香港公司、香港商標注冊服務]冷飲設備的建設等。據魯大衛介紹，在2012年-2014年的40億美元投資中，已經落實了約70%，公司正著手制定下一個三年計劃。他說：“我們到年底肯定會完成3年40億美元的投資。另外，我們正在策劃和做細節安排，針對2015年-2017年的三年計劃（研究）該怎么落實。”
從1981年北京廠正式投產開始至今，可口可樂與在華三大裝瓶集團，太古集團、中糧集團和可口可樂裝瓶投資集團，在中國建立了43家工廠，擁有員工5萬余名。目前可口可樂所有中國系統裝瓶廠使用的濃縮液均在上海制造。
現在，可口可樂中國是全球第三大市場，在魯大衛的計劃中，中國市場未來會占據更重要地位。他說：“我（現在）代表可口可樂公司，但換一個角色，也幾乎可以代表任何一個跨國公司說一句話：中國肯定是未來最主要的市場之一。通過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人均收入的增加、消費增加，我們相信到2020年肯定是世界第一。”
可口可樂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到達內地的外國消費品：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級的外交關系。當月，第一批可口可樂乘火車從香港運抵北京和廣州。其實早在那之前的數年，可口可樂已經為重返中國市場運作許久。
魯大衛說：“1972年，可口可樂公司當時的董事長作出一個決定，我們要開始跟中國有來往。”1976年兩國尚未建交時，可口可樂就在中國駐美聯絡處贈飲可口可樂，為叩開中國大門尋找各種機會。這一最初只在友誼商店和涉外賓館售賣的“奢侈品”，變成現在每天中國消費者暢飲1.4億瓶的產品。
70年代末，《紐約時報》這樣評論可口可樂重返中國：“短期內，中國的業務對于可口可樂的財務狀況來說會毫無建樹，但終會有一天——哪怕這意味著數十年以后——可口可樂將擁有一個比美國本土市場還大的市場。”35年后，[香港公司成立,基金會辦理 服務]這一預言正在一步步變成事實。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可口可樂全球第三大市場，僅次于美國和墨西哥；可口可樂在中國業務的增長對于可口可樂全球業務增幅來說也是舉足重輕。
70年代，來自美國的魯大衛在北京度過了兩年中學時光。他的父親是老布什時期的外交官，1975年至1977年，中美關系破冰后，他隨父母在北京居住了兩年多時間，是當時在北京少見的外國學生。學工、學農和學雷鋒，做眼保健操，這些深入了解中國人及市場的經歷，幾乎是其他任何跨國公司高管所沒有的。
魯大衛第一次在中國喝到可口可樂，是在1980年左右的故宮。回憶及此，他對于可口可樂在華35年發展頗有感觸，“35年過去了，中國的變化幾乎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可口可樂公司基本的價值觀和出發點是本土化，所以我們從香港進口的時間是很短的，很快就在北京落實第一家可口可樂裝瓶廠。中糧到現在也是我們最主要的合作伙伴，覆蓋中國14個省和地區。”可口可樂在中國軟飲料市場，目前的市場占有率是10%左右。
1986年，可口可樂開始了上海建廠的談判。與北京廠和廣東廠不同的是，可口可樂不僅要建裝瓶廠，更想建立中國的濃縮液廠，希望用國內生產的濃縮液取代進口。由于配方是保密最嚴格的商業機密之一，可口可樂公司要求濃縮液廠必須是獨資。不過當時，中國根本沒有外商獨資的先例。
最終，一個這種方案出爐：由可口可樂公司建兩家廠，一家濃縮液廠，一家裝瓶廠，把裝瓶廠白送給中方。兩家工廠組成聯合董事會，中美兩方各控股一半。1988年建成的濃縮液廠，成為中國第一個中美合作企業。
惟一遺憾的地方在今天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受進口政策限制，公司得提前半年申請進口配額，先后蓋好48個圖章，[注冊汶萊公司,無需做帳報稅服務]才能將生產的濃縮液從濃縮液廠運到一墻之隔的裝瓶廠。
經歷了中國經濟社會劇變的可口可樂，對于未來在華經營環境有何期待？
深諳中國文化的魯大衛，逐條閱讀了長達60條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他希望這些條文都能被逐步實現。
魯大衛說：“可口可樂根植中國35年，其實經歷了改革開放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困難和不同的機遇都遇到過。市場要起資源分配的決定性作用，包括金融產品、利率要放開，要讓該倒閉的企業倒閉，這句話好像以前說得很敏感，但這是健康的市場經濟的一種根本表現。”他相信，在這些改革逐步落實的過程中，會給可口可樂及其中國同行們，創造很多機會，當然這其中也有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