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領銜的課題組撰寫了一份報告，因首次公開探討資本賬戶開放路徑而備受關注。受訪的多位分析人士認為，央行此時發布該報告，或意味著我國資本賬戶開放步伐將加快。
“一般認為，資本賬戶開放需要四項基本條件，即宏觀經濟穩定、金融監管完善、外匯儲備充足及金融機構穩健。[青島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但這些條件并不是決定資本賬戶開放成敗的絕對因素。”這份題為《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的報告稱。
報告還提出，資本賬戶開放與金融穩定并沒有明顯相關性，“首先，不能因為有可能發生熱錢流動和資本外逃就放棄資本賬戶開放。資本管制是一項長期性制度安排，不宜作為熱錢流動、資本外逃等臨時性沖擊的應對措施。其次，國際上防范熱錢流動和資本外逃的方法很多，價格型管理可能比數量型管制更為有效。”
不無巧合的是，2月27日，國家外匯管理局于網站發文稱，在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同時，需要加快轉變外匯管理方式，做好應對跨境資金雙向流動風險的政策預案，利用預調微調工具，平滑跨境資金大進大出，不留監管盲區。
儲備貨幣項下開放不成熟？
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標準，[南京瑞豐注冊香港公司]目前我國資本賬戶已有三分之二實現基本開放。但“總體看，目前我國資本管制程度仍較高，與資本賬戶開放還有較大距離。”央行報告稱。
報告認為，當前我國正處于資本賬戶開放戰略機遇期。資本賬戶開放的所謂前提條件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當前，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主要來源于四個方面，但風險都不大。”報告稱，一是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絕大部分以本幣計價，貨幣錯配風險不大；二是我國外匯儲備資產以債券為主，市場價格波動不影響外匯資產的本息支付；三是短期外債余額占比較低；四是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風險基本可控。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張明也表示，資本賬戶開放與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深化密切關聯，“十二五”要推動利率、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就必須推動資本賬戶逐步開放，“這或許是央行此時發表這份報告的一個重要背景”。
他還指出，從與資本賬戶開放直接關聯的兩個方面來看，中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微觀條件已經基本具備，“一方面是國內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有明顯的提升；另一方面我國的金融監管在金融危機中被證明是有效的，危機后監管理念、手段和體制上進一步加強。”
但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原外匯局資本司副司長陳炳才認為，如果將資本賬戶開放分為三類，一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儲備貨幣項下的開放，二是本幣項下的開放，三是主權貨幣項下的開放，那么儲備貨幣項下的資本賬戶未來十年開放的條件都不成熟。
“因為在儲備貨幣和非儲備貨幣地位嚴重不對等，且全球儲備貨幣投機資金規模遠大于非儲備貨幣國家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規模的情況下，開放儲備貨幣項下的資本賬戶對于非儲備貨幣國家來說是無法承受的。但本幣項下和主權貨幣項下的資本賬戶開放條件則比較成熟，因為人民幣自由流動對國內經濟和市場的風險相對可控，而主權國家之間以各自貨幣為貿易結算和投資工具，相互進行對等或交換條件的開放也是現階段就可以推進的。”他表示。
短期外債不開放
[天津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報告將資本賬戶開放步驟分為短期、中期、長期三個階段，這也是央行首次公開資本賬戶開放路徑。
報告稱，短期安排（1-3年），放松有真實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資管制，鼓勵企業“走出去”，因為直接投資本身較為穩定，受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小；中期安排（3-5年），放松有真實貿易背景的商業信貸管制，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長期安排（5-10年），加強金融市場 建設，先開放流入后開放流出，依次審慎開放不動產、股票及債券交易，逐步以價格型管理替代數量型管制。
“這三個步驟是合理的，但我認為第三步的實現可能會比第二步要更快，因為雖然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賬戶開放密切關聯，但資本賬戶開放并不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就會很順利，畢竟人民幣國際化和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密切相關，不是單邊推動就能實現。”張明表示。
在實現上述三個步驟后，報告展望，以不影響國家間合理資本交易需求原則來衡量，我國已經基本實現資本賬戶開放。
“剩下的項目按照風險程度依次為，個人資本交易、與資本交易無關的金融機構信貸、貨幣市場工具、集合投資類證券、擔保保證等融資便利、衍生工具等資本賬戶子項，可以擇機開放。與資本交易無關的外匯兌換交易自由化應放在最后。投機性很強的短期外債項目可以長期不開放。”報告稱。
張明亦認為，從資本類型來看，目前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直接投資已基本放開；貿易信貸只要通過真實性審核，也基本放開；唯一管得比較嚴格的，其實就是證券投資與短期外債了。“事實上，在歷次國際金融危機中，證券投資資金與短期外債的大進大出恰恰是引爆與放大危機的重要因素。中國政府應對這兩個項目的全面開放慎之又慎。”
隨著國際收支趨向基本平衡以及資本賬戶逐步開放，對于應對本外幣跨境資金流動的風險，外匯局表示，“堅持對跨境資金流動實施均衡管理，既要完善和充實防范跨境資金大量凈流入的政策預案，也要做好防范跨境資金集中流出的政策儲備，提高監管政策的針對性和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