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公司沒有了，并不是說政府要切斷信托融資，這種融資需求還在，政信合作本就由多種變通形式構成，以后會換一種形式繼續。
今年以來信托政信業務一直處于風口浪尖，最近隨著國家地方債整頓，再一次面臨沖擊。
9月底，[廣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出臺。
雖然其目的是為完善《預算法》制定服務，但其中明確將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恰打到信托公司的軟肋。
在采訪中，多位信托人士對記者表示，政信合作信托主要通過融資平臺對接，現在被剝離后此類業務未來一段時間必將出現收縮。
不過多家政信業務規模較大的信托公司對此并不悲觀。
平臺公司剝離，但政府融資需求仍在，信托作為重要的融資途徑之一，長期來看被切斷的可能性不大。
而43號文中同時提出“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對信托及資管則是一個機會。
由此，未來政信的主流融資模式或由現在的BT轉向PPP。信托的發揮空間仍在，新模式的“試水者”也已經出現。
新規觸動政信信托
“43號文”中提到，要明確劃清政府與企業界限，政府債務只能通過政府及其部門舉借，不得通過企事業單位等舉借。
同時，明確表示“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臺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城投公司作為地方財政融資主體的模式將被打破。
未來地方政府舉債主要采取政府債券方式，分為一般市政債和收入市政債。
通過融資平臺對接的政信合作業務是信托業務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平臺剝離后，政信業務現在的操作模式也面臨終結。
融資平臺將與政府脫鉤的消息幾個月前已經透露出來，這次發文明確了細節，文件基本上叫停了現在政信信托普遍使用的模式，實施后一段時期內，此類業務新增規模或會大幅收縮。
而采訪中，多家政信業務集中的信托公司人士看法近乎一致：“現行政信合作模式未來可能無法操作，但目前文件剛剛出臺，到正式實施之間還會有一個緩和期，年內不會有劇烈的震動。”
另有消息稱，近日，財政部根據43號文、45號文和《預算法》規定起草了《地方政府性債務清理處置辦法》，即將上報，有關政府存量債務，財政部要求年底前完成清理。
該辦法明確，從2015年1月1日起所有涉及政府性債務的項目都只能采取發債方式。
其中保障房、水利、土儲、公路四個領域，且為2014年9月30日以前的在建項目，給予一年寬限期，2015年可以繼續使用貸款等方式。
實際上，這已是財政部近兩年來對地方債務的第二次約束。
2012年底，四部委聯合下發“463號文”(《關于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規定地方政府不得以國有資產為其他單位或企業融資進行抵押或質押，不得為其他單位或企業融資提供擔保。
這讓當時以政府擔保模式為主的政信信托業務被叫停。
然而，不久后監管政策的限制即被信托公司想辦法“繞開”，通過“債權受讓”、“受益權投資”等模式繼續輸血政府融資平臺。
“政府平臺有名單內和名單外的差異，463號文之后，就做名單外的公司項目多，他們也與政府有一定聯系，項目有‘納入政府財政預算’等作為風控條件。”一位信托經理對記者坦言。
政信業務現狀
在43號文之前，信托公司政信業務已在發生微妙的變化，有主動收縮者，亦有重兵布局者。
7月上旬，中融信托官方表示：“為防止政府債務風險向公司傳導，公司主動暫停了集合類政信項目。
2014年度，在政信業務領域，公司將主要精力放在項目的兌付工作上，確保相關信托項目到期順利、安全兌付。”
相比2013年，中信信托、華澳信托、陸家嘴信托、新華信托等公司均在集合類政信信托發行上有不同程度的收縮。
華澳信托相關負責人亦回應稱，2014年，關注到政信合作項目增長過快的勢頭，有意識地控制了發行節奏，在項目選擇上更加謹慎。
信托公司對政信業務態度上的變化與近年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日益增加，風險杠桿放大不無關系。
中誠信國際數據顯示，通過對1100家已發債的融資平臺公司統計，2011-2013年借新還舊率分別為69.85%、61.19%和68.8%。
其表示，平臺債務償還對土地出讓金的依賴性很強，土地出讓與債務償還在時點上的錯配對融資平臺公司的債務管理提出挑戰，帶來一定風險。
而審計署去年公布的數據中，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規模為10.9萬億，或有債務總額為17.9萬億元。
其中政府債券融資產生的債務占比較小，大部分來自銀行貸款和BT融資，銀行貸款中政府實有債務達到5.5萬億，BT融資1.2萬億。
由于每個地區政府的負債比率都不同，政信項目的風險性直接區域掛鉤。
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此前曾對各地區政府債務進行評估。
結果顯示，[深圳瑞豐注冊香港公司]政府債務與該地區GDP比值的全國平均值為31.4%，國內目前共有12地政府債務超過平均值，其中貴州、重慶、云南這一比重超過50%，貴州幾近80%。
而江蘇、北京、四川、浙江、山東、貴州、上海、重慶、吉林、重慶、遼寧、河南、內蒙古和江西等地一年內到期的債務額占總債務的比重超過25%，短期償債壓力較大。
盡管如此，仍有不少信托公司在政信業務上重點布局，今年政信信托發行量位于前列的包括中江信托、方正東亞信托、長安信托、中原信托等。
無論近兩年的數據如何，政信合作已經在信托公司形成成熟模式，也是較為主要的收入來源。
雖然各家公司并不直接公布政信合作項目的數據，但是從基礎產業類投向規模也可窺一二。
通過2013年報披露的信息，各家信托公司基礎產業類信托規模在整體規模中占比超過30%的有24家，其中英大信托、愛建信托、紫金信托、萬向信托占比超過50%；陸家嘴信托、新華信托、蘇州信托、中信信托占比超過40%。
但是英大信托明確表示，公司的基礎產業類信托主要根據自己公司業務優勢涉及電力方面，非政信業務。
上述基礎設施類信托占比較大的其中一家公司相關人士對記者表示，資質好一些的地方政府平臺都將融資成本控制在9%左右，相比于其他類型的業務，政信合作對于信托來說是薄利的，最后的利潤就在1%左右。
但是回報低，風險也低，而且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資金規模大，對于中小信托還能擴大業務規模。
暗藏機會
如同463號文后的反應，多數信托公司人士對43號文之后的政信合作環境并不悲觀。
華北地區一家信托公司總經理助理認為：“平臺公司沒有了，并不是說政府要切斷信托融資，這種融資需求還在，政信合作本就由多種變通形式構成，以后會換一種形式繼續。”
同為華北地區一家信托公司研發部經理表達了相同觀點：“政策打破了短暫的平衡，以信托的靈活性，還有空間配合政策開發新模式。”
對以前主要通過融資平臺公司融資建設的項目，規范后主要有三個渠道：
一是對商業房地產開發等經營性項目，要與政府脫鉤，完全推向市場，債務轉化為一般企業債務；二是對供水供氣、垃圾處理等可以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的公益性項目，將推廣PPP模式，其債務由項目公司按照市場化原則舉借和償還，政府按照事先約定，承擔特許經營權給予、財政補貼、合理定價等責任，不承擔償債責任；三是對難以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確實需要政府舉債的公益性項目，由政府發行債券融資。
信托的機會就隱藏在43號文中。
文件中一條這樣表述：“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業投資和運營。”
“這實際上是在說‘PPP模式(公共私營合作制)’。”上述經理表示，“在平臺公司剝離后，相當于切斷了現在主流的BT(建設-移交)融資模式，今后政府融資上會由PPP模式來取代。”
PPP模式是一種基礎設施建設的新模式，指政府與企業及金融機構之間為了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或為提供某種公共服務，彼此之間合作開發并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的建設模式。
而這里的社會資本包含很多內容，一位信托行業法律人士介紹：“民營企業、信托、基金子公司都有資格作為參與方，這對地方債新規下的信托公司來說是一個機會，可能成為未來政信信托的主流模式。”
試水PPP
目前，已經有信托公司先行試水。
今年6月，五礦信托與撫順沈撫新城管委會、中建一局(集團)有限公司簽訂《沈撫新城政府購買服務合作框架協議》，開展沈撫新城基礎設施建設。
在該項目中，政府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由沈撫新城管委會、五礦信托、中建一局共同注資成立項目公司并簽署合作協議，按照協議約定，中建一局將獲得沈撫新城撫順區域內的安置房建設及電力、供熱、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施工總承包權。
上述工程項目供需資金35.88億元，五礦信托作為引入的投資方，將以股權投資形式進入，成為項目公司的絕對大股東，項目承包方中建一局的投資金額為200萬元。
43號文中同時提到，參與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的投資者按照市場化原則出資，按約定規則獨自或與政府共同成立特別目的公司建設和運營合作項目。
這里五礦信托、沈撫新城管委會、中建一局共同成立的項目公司即文件中提及的“特別目的公司”。
政府將對投資者或特別目的公司按約定規則依法承擔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相關責任，不承擔投資者或特別目的公司的償債責任。
“現在信托參與PPP沒有成熟的模式拿出來，大部分還在商討階段，短期內難以形成規模。”前述法律人士稱。
而在北京地鐵16號線則較為成熟的采用PPP模式。在其投資建設部分，京投公司引入保險資金中再資產作為投資方，計劃采取“10年+10年”的模式，分兩期完成總計120億元股權投資。
中再資產作為所成立項目公司的大股東，投資預計年化收益率約7%。雙方承諾，前十年只付息，不償還本金。
“最初政府引入平臺公司目的為配合融資，現在隨著地方債務風險積聚，融資成本日益走高，這種模式難以為繼，政府期望借新模式尋求變通，未來信托公司也會跟著走。”滬上一家信托公司總裁對記者分析。
亦有財政部人士日前對媒體表示，PPP模式已經被地方政府視為化解地方債務和解決城鎮化融資的辦法之一。
